无论如何，阳明有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几个大段文字，不仅一气贯通，如大江之流一泻千里，而且是阳明全部著作中最富感情色彩的文字，这说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是他全部学问与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评法批儒并不是一般地肯定法家，更遑论说回到法家，而是重视不同的法家对于自己同时代的把握方式，并由此创造的具有断裂性质的事件。58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向马列主义的回归？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不是一直在推行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不是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么？我们不是甚至已经在朝着辩证法的国家的方向迈进了么？ 上文曾指出林彪那种将毛泽东思想鼓吹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反而是窒息了毛泽东思想的生机，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了。
57 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强调要多读马列的书，并随后为党的高级干部指定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以及其本人的五篇著作。也就是说，辩证法同时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唯物论，即所谓事物的本来，也包含了一般意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即所谓事物的转化。对于这个问题，仅仅用矛盾必然转化这个说法来回应是不够的，这种说法近似于独断论。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40在这里，他毕竟还是肯定了同一性的地位的，他肯定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49这里所谓的具体，不是非理论的感性经验的具体，或者反理论的原始状态的具体，它反而是高度理论化的，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物的统一。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66年前后。上引韩愈说博爱之谓仁，此所谓博爱不是西方人讲的博爱（fraternity）（兄弟情谊），而是指的一视同仁的普遍之爱（universal love）。
[25]《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rule of law），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用前现代的儒学来指导现代性的生活，岂不吊诡？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不论是前现代的生活，还是现代性的生活，都不过是生活的某种具体的显现样式而已。本文之所以要辨析两种不同涵义的生活儒学，是因为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生活的儒学亦然：他们所谓生活是针对的现代人的生活，然而他们所谓儒学却是既有的、亦即前现代的儒学。因此，所谓儒学岂能一概而论？如果承认儒学乃是周孔之道而从周公算起，那么，历史上存在过宗族王权时代的儒学、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孔孟荀的儒学）、家族皇权时代或者帝国时代的儒学、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包括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
他们试图激活三纲[23]： 他们活用君为臣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皇权、专制主义。为此，生活儒学采取了当今世界思想前沿的发问方式存在者何以可能，即追问：形而下者何以可能？形而上者何以可能？这是因为：不论是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都是存在者（存在着的东西）（beings）。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简述如下： （一）礼：伦理规范 儒家最关注的是群体生存秩序问题，生活儒学亦然。
作为正义原则的义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正当、适宜。（如图） 综上所述，在原典儒学的观念中，爱即存在，存在即爱。[42] 但须注意，在原典儒学的观念中，这样的生活情感并不是指的通常所谓人或主体所具有的情感，因为人或主体反倒恰恰是由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成的，这就是上引《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既生成主体性的存在者（己），也生成对象性的存在者（物）。上文谈到的中国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出于仁爱的动机，其所谓仁爱绝不是说的差等之爱，而是说的一体之仁。
《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22] 黄玉顺：《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
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是出于仁爱的情感，而这种仁爱情感作为基本的生活情感，是归属于生活的。这样的性理→伦理的关系，也是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
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⑥] 关于学界对黄玉顺生活儒学的评论，参见：崔发展、杜霞主编：《生活·仁爱·境界——评生活儒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了32篇评论黄玉顺生活儒学的文章，其中包括著名学者李幼蒸、吴光、张志伟、郭沂、干春松、鞠曦等的评论文章。[24] 刘小枫：《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国父毛泽东》（凤凰网读书会2013年4月19日举办的第133期讲座），转自观察者网：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3_05_17_145259.shtml。[③] 所以，成中英先生在会议开幕的主题演讲中明确区分了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例如基本政治制度，王权制度曾经适应于宗族社会的生活方式，皇权制度曾经适应于家族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民权制度适应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
这就意味着： 2、礼的特殊性和变动性：礼有损益 据《论语》载：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韩非子》：《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⑩]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帕斯国际有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年版）。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
[2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11] 参见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儒教与儒学却是涵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就此而论，礼是普遍的、永恒的。
[34] 参见黄玉顺论文：《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
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而原典儒学要追问：物是何以可能的？ 关于这个问题，儒家经典《中庸》指出：不诚无物。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所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30] 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
1、差等之爱 所谓差等之爱，是说儒家的仁爱是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而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的，例如爱自己胜过爱他人，爱亲人胜过爱外人，爱人类胜过爱非人的东西。又《士章》：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55]《孟子·梁惠王上》。但笔者的生活儒学远不仅仅是提出概念，而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⑥] 此次会议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标志着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或者说正在国际化。[64]《荀子·子道》: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二、生活的儒学及其问题 龚鹏程教授生活的儒学的基本宗旨，是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16]。[42] 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第60-73页。
所以，还需要： 2、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适宜的。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